那盏小油灯

　　（作者：辛恒卫）

　　前些日子回老家搬腾物件时，偶然发现一件已闲置了近四十多年的“古董”—一盏小油灯。

　　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，记得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，家里照明用的是一盏祖传的油灯。小油灯当时在秦岭深山镇安农村很普遍，做工极为简洁，高高的铁灯架上顶着个灯碗，灯碗的一侧有一个小豁嘴。给灯碗里装上自产的麻油或漆油（麻籽或漆树上结的籽压成的油），放一条用棉花做的灯捻，从小豁嘴里引出来，点着绿豆般大小的灯光十分昏暗。就这绿豆般大的火，闪着昏黄的光，或是坐放在农家睡房中的一张长条旧桌上，或是悬挂在被烟熏得漆黑的厨房墙壁上。尽管灯光就那么红红的一颗绿豆粒儿大，可它昏黄的光却将整间屋子装得满满的。若是偶尔打开屋子里的一扇门或窗，那光就会像池子里溢满的水一样，哧溜一下流出去一些，将门或窗子外面的某个地方照亮。

　　我一直不小看这一小小的“豆”，并一直对它心怀敬仰和感念。就在它昏黄的灯光下，有着蔑匠手艺的爷爷挥动蔑刀，从粗壮的竹子身上抽出一根根细如丝的蔑条，编织出一担担竹篓、簸箕、篮子等家用器具，供家用或换来一些生活费用；就在它昏黄的灯光下，陪伴着灯干活的母亲，将乡村夜晚的寂静和单调搓成细细长长的麻线；就在它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纳出一双双用碎棉布做成的千层底。为父亲和我们6个兄弟姊妹赶制出牢固舒适的布鞋和棉鞋，给我们在学校里不小心划出的衣服窟窿补上平复的补丁……

　　从七十年代中期，乡亲们开始用上了煤油灯，照明情况有所改观。煤油灯，是用一只玻璃药瓶或墨水瓶，在细颈子处用细铁丝扭出个挂耳，然后在瓶盖上打出个洞，再用一小块簿铁皮卷出个细管子，用一根棉线穿入细管里面，将插有棉线的细铁管穿进瓶盖已打好的洞中固定好，给瓶子里倒上煤油，一盏简洁的煤油灯就制成了。这个不存在艺术造型，也没有观赏价值的物件，在当时的乡村却很实用。那时，供销社的商店里也能买到一种玻璃罩子台灯，造型美观可乡下人嫌它太贵，既耗油又易被摔碎，一般人家都用自制的煤油灯。

　　最让人难忘的是读初中时，上晚自习，我们把自带的煤油灯点亮，一个教室里几十盏油灯都亮起来，那场面既壮观又让人激动。一豆灯火映照出一张张认真而又专注的脸庞。只可惜那时很少有照相机，要不然将这一场面拍摄下来，把它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保存到今天，也许在价值上就用得着“珍贵”一词了。

　　都是用清一色的墨水瓶制做的煤油灯，点亮后油烟弥漫，两节晚自习下来，每个人的鼻孔里都是一层黑黑的烟灰。尽管那时的学习条件差，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在那盏用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光下，我们完成了功课之后，还读完了一本本大部头的小说和散文。

　　在我的记忆中，家里老感到煤油很紧缺，不仅要凭票供应，而且总是为买不起煤油发愁。当时，家里喂了十几只母鸡，鸡下的蛋，几乎全部用作买煤油了。记得当时母亲对油灯管控得特别严，晚饭后，家里用柴草煨炕有火亮不准点灯，天晴的夜晚有月亮透过窗户不准点灯。一般情况下，晚饭一吃没个啥事情，母亲就督促全家人入睡，以省灯油。而且也不管有无反对者，就把灯吹灭了，并将全家仅有的一盒火柴牢牢地攥在手中。

　　那时，镇安最早通电的是县城。县城通电时，舅舅特意跑到县城的姨娘家，体验了一下电灯的生活。回家后，一个劲地赞扬电灯有多么亮，多么好，甚至说电灯下掉上一根针都能找得见。舅舅越说我们心里越发痒，天天期盼家乡也能早日通电。这一盼就是十余年……

　　家乡通电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。记得1979年秋，县政府在西口镇的龙洞川山脚下建起了小型水电站，给当地回汉族群众通了电。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家乡通电的那一天的情景：那天正好是国庆节，阳光格外明媚，蓝天白云下，彩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乡亲们一起涌向村头，扭起了秧歌，载歌载舞庆祝国庆，庆祝通电，那激励人心的场面终生难忘。

　　家乡通电后，加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不断深入人心，乡亲们增产又增收，不仅结束了油灯历史，而且还告别了手推石磨的历史。从此电给乡亲们发展生产、勤劳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　　斗转星移，时光真快，一晃四十多过去了，今天看着闲置的小油灯，让人触景生情，感慨万千。这些年来，虽然父母亲的住所几经乔迁，我们兄弟姊妹也各居东西，破烂古玩卖了一茬又一茬，唯独那盏小油灯保存完好。我们兄弟姊妹虽则没有成就什么大业，倒也个个在人生的正道上勤勤恳恳地做事，实实在在地做人，一家家过得幸福和谐，而母亲却像这老油灯，耗尽了油和一腔心血，仅剩苍老伶仃的骨架，父亲去世后，她在我兄弟姊妹们的搀扶下以蹒跚的步履丈量着人生最后的路程。

　　随着时代的前进，人们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，许许多多小油灯已为人们所摒弃，它的作用和价值或许已为下一代所淡薄甚至彻底忘却，而它与母亲一样不惜耗尽自身为生活、为社会、为自己、为儿女、为他人带来光与亮的精神却永存于我们兄弟姊妹的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