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月留痕：父亲在1960年的基层时光

　　（作者：杨宏涛  初审：央行  央通达   审编：杨川）

　　“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父亲曾是基层公职人员，1960年那段扎根乡野、躬身实干的岁月，恰似一颗温润的星辰，照亮了他的一生，也在我们家族的记忆里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于他而言，那不仅是一份职业，更是一段以心换心、以实干践初心的难忘征程。

　　1960年，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父亲任职于户县禹泉管区党总支秘书一职。彼时的禹泉管区，地域范围广阔，涵盖了如今鄠邑区草堂镇、秦渡镇和庞光街道办下辖的十个自然村——禹王庙、南城寨、草庙、父慈村、裴家寨、邵家庄（后与裴家寨合并为裴邵大队）、孙姑村、黄堆村（分南北堡子）以及张良寨，每一个村落的烟火气里，都留有父亲奔波的足迹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基层公职人员的待遇十分微薄。1955年我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后，1960年又迎来一次普遍降薪，基层干部的薪资水平本就不高，父亲当时的月工资仅有27元，外加30斤粮票，勉强维持基本生计。无论是在管区食堂就餐，还是到村里社员家吃派饭，他始终坚守规矩，每餐必主动缴纳一角钱伙食费和三两粮票，从不占群众一丝便宜。除此之外，每月还要按时缴纳2.7元党费，这般算下来，工资所剩无几，省吃俭用便成了家常便饭。

　　管区有位名叫李步升的干部，牛东村人，身高两米有余，腰围粗壮，按当时的伙食标准，根本难以果腹。体恤干部的实际困难，县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，最终决定为他安排双份伙食。这份体恤与关怀，让李步升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也让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基层干部备受鼓舞，浑身都充满了干事创业的劲头，即便条件艰苦，也毫无怨言。

　　“行路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放在当年的基层，毫不夸张。那时候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，父亲每天全靠两条腿，穿梭在十个村落之间，处理管区的大小事务。忙完公家的事，他还要抽空步行十多里山路回家，日复一日，风雨无阻。他曾把自己出行的难处，写信告诉了远在西藏当兵的叔父。没过多久，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自行车从几千里之外寄到了父亲手中——那是叔父沉甸甸的牵挂。

　　可父亲看着自行车，却犯了难。他想起山上家里五六口人，还挤在四面透风的茅草棚里，寒冬酷暑备受煎熬，便咬了咬牙，狠下心将这辆珍贵的自行车推到宋村代销店卖掉，换来了120元“巨款”。就是这笔钱，让家里在安口梁盖起了三间宽敞的大瓦房，一家人终于告别了茅草棚，有了遮风挡雨的港湾。这份取舍之间，藏着父亲对家人的责任，也藏着他朴素的生活智慧。

　　当年的管区集体办公室，虽简陋却整洁，几张木桌、几条长凳，便是全部家当，却承担着如今便民服务大厅的职能，是基层干部办公议事、接待群众的重要场所。各村的支部书记都是管区党委成员，平日里会议虽多，但大家从不懈怠；每到秋夏农忙时节，管区仅有的三五个脱产干部，便会分工明确，全部下沉到各个大队，扎根田间地头，包抓农业生产，与社员们同甘共苦、并肩作战，全力落实当时“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”的要求。

　　父慈村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后进村，群众种粮积极性不高，没人愿意主动承担大队干部的职责。1960年秋播时节，农时不等人，可村里却没人愿意下地干活，三百多亩耕地眼看就要撂荒，管区领导当即指派父亲前往父慈村，破解这一难题。“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，心恒则不惧石之不穿”，父亲没有丝毫推诿，毅然接下了这块“烫手的山芋”，他坚信，群众不愿种地必有缘由，只要真心实意倾听诉求、讲清道理，就没有跨不过的坎、解不了的难。

　　进村后，父亲没有急于发号施令、催促社员下地，而是放下架子、沉下身子，逐家逐户走访，与群众促膝长谈，耐心倾听大家的顾虑与难处。同时，他组织召开社员大会，选举产生新的大队长，凝聚村级发展合力。选举前，父亲经过多方了解，得知朱春茂在群众中威信高、工作能力强，是最合适的人选——1958年户县万人治山期间，朱春茂就曾带领父慈村社员前往黄柏峪，挖育林坑、平整坡地、修建生产路，当时的场面热火朝天，大家齐心协力、干劲十足，他修建的张干地生产路，还极大方便了安口梁上群众的出行与生产。

　　在父亲的牵头下，朱春茂顺利当选为大队长。随后，两人便一同再次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打消群众的顾虑。“种玉米的农时都过了，到时候没收成，咱一家人咋过？”有社员满脸担忧地提出质疑。父亲看着大家焦虑的神情，坚定地说道：“咱先不说没收成的事，种了，就有希望！”其实，父亲心里也没底，但他深知，唯有先动起来，才能慢慢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，才能不让土地白白浪费。在两人的劝说下，社员们纷纷拿起农具，下地播种，三百多亩耕地终于被顺利种上了玉米。

　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地里的玉米长势喜人，可天不遂人愿，由于播种稍晚，玉米始终无法正常成熟。眼看周边其他生产队的玉米都已收割完毕，父慈村这三百多亩玉米，还只是青涩的棒槌，社员们的情绪再次低落下来，父亲也为此彻夜难眠——“朝受命、夕饮冰，昼无为、夜难寐”，这份沉甸甸的责任，让他始终牵挂着地里的收成，牵挂着群众的生计。

　　沉思良久，父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先采摘一亩地的玉米棒，在朱春茂家支起大锅煮熟，由朱春茂和另外两名社员，拉到余下镇售卖。彼时的余下镇，因驻扎着包括大唐户县热电厂在内的大型企业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职工及家属，商业兴盛、人气旺盛，素有户县“小香港”的美誉，也成了当时当地最热闹的商品集散地之一。

　　深秋的余下镇，寒意渐浓，宽阔的街道上，三个卖熟玉米的身影格外显眼。浓郁的玉米香气随风飘散，下班回家的职工纷纷围拢过来，争相购买，不到一个小时，近千个熟玉米棒就被一抢而空。朱春茂攥着卖玉米换来的一叠纸币，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汗水，急急忙忙跑回村里找到父亲，激动得语无伦次——那是父慈村群众许久以来，第一次感受到丰收的希望。

　　接下来的十多天里，余下镇的街道上，每天都能看到父慈村社员们卖熟玉米的忙碌身影。大家分工协作，采摘、蒸煮、运输、售卖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干劲。靠着卖熟玉米的收入，社员们不仅弥补了播种较晚的损失，更重新燃起了搞农业生产的信心。

　　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那一年，父慈村的秋粮收入逆势上扬，在全县名列前茅，彻底摘掉了“后进村”的帽子。而父亲在1960年的这段经历，也成了他一生的骄傲——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平凡的岗位上，用脚步丈量责任，用实干温暖民心，用坚守书写担当，那些奔波的日夜、付出的汗水，都化作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，代代相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