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优秀农耕文化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

 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。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,承载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,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,又要铸魂,文化就是乡村的魂。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,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、教化群众、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,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持久弥新的魅力和风采。

  农耕实践的思想观念——天人合一,道法自然。农业生产将土壤、水分、空气、阳光等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,所谓“靠天吃饭、靠地立身”,古人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孕育出天地人“三才”思想,“三才”是哲学,也是宇宙观,是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,是尊重自然、追求和谐天成的生态平衡观念。《荀子·富国》中写道,“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中得人和,则财货浑浑如泉源。”《齐民要术》提出,“上因天时,下尽地力,中用人力”“顺天时,量地利,则用力少而成功多。任情返道,劳而无获”。《吕氏春秋·审时》中说,“夫稼,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养之者天也。”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,产生了农时观、地宜观、节用观等。农时观强调“不违农时”,形成了“二十四节气”指导农业生产;地宜观就是要因地制宜、因物制宜,选择合适的土地和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从而趋利避害,比如古人根据地形条件,创造了梯田、垛田、砂田、圩田等土地利用方式;节用观主要是用之有度、用养结合。孟子说,“苟得其养,无物不长;苟失其养,无物不消”,即指用和养要平衡。在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指导下,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精耕细作、生态保护、物质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和技术体系,探索出适宜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,历经千年而不衰,可以说传统农业是生态农业的初始版本,为当前发展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现代生态农业,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。

  农耕家庭的道德风尚——孝老爱亲,耕读传家。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以“家”为基础生产单位,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,强化了小农家庭比例。在生产过程中,传统农事知识的传播多依赖长者、父辈,而不是通过文字或书本,老一辈的智慧和经验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,也形成了尊重长辈的传统。比如,哈尼族先民在梯田农耕实践中,将积累的关于自然山水保护、动植物利用、生产生活的技能和经验编成“四季生产调”,在父子、母女、师徒中流传。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,《说苑》中有“曾子衣敝衣以耕”的记载。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《章氏家训》,提出“传家两字,曰耕与读;兴家两字,曰俭与勤”。北宋的宋仁宗颁布了劝耕劝读政策,鼓励士人、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,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,这一政策把士人、农家子弟与家乡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,使得耕读不仅仅是富裕家庭的追求。梁漱溟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中指出:“在中国,读与耕之两事,士与农之两种人,其间气脉浑然,相通而不隔。”士人和农民这两个传统社会的最主要阶层,通过耕与读达到相互流通。“西道圣人”扬雄的“耕道而得道”则传递了古人对知和行、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探索。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,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高度一致,天然形成知识技术的共享机制,也不需要精准的劳动计量和监督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,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,但小农户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不高,弘扬耕读传统对培育高素质农民,培养一支懂农业、善经营的“新农人”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  农耕社会的行为规范——守望相助,以和为贵。农耕劳动具有社会性,古人在开沟或其他耕作劳动中通常需要两人一组进行协作,实行二人二耜并耕,即耦耕。清代学者程瑶田以为,“言耕者必言耦,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。耦之为言并也,共事并行,不可相无之谓耦。”耦耕后来泛指两人伴耕或集体劳动。开田辟壤、种植收获、挖渠建陂、抵御灾害等都需要人们互助合作,四川都江堰、安徽芍陂等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就是人们集体劳动的见证。在传统乡土社会,劳力相互调剂、畜力互助合作、生产共同体等形式繁杂的劳动合作广泛存在,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乡邻间在共同劳动中,形成情感认同和规则意识,中华农耕文化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,而且更加注重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和谐。中国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跨度大,有着多样的地形、气候特征,孕育了游牧、渔猎、种植等多种农业形式并融合共存,形成了种养结合、农林复合、农牧交错等,农耕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,充分反映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包容性。合作在农业生产上有其必要性和普遍性,当前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,合作经营、集体经营是农村重要的经营方式,形成了“合作社+农户”“公司+农户”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等组织形式。截至2021年9月底,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5万家,通过开展生产、流通、信用、服务等方面的合作,带动全国近一半农户。

  农耕劳动的人文精神——坚忍不拔,自强不息。农业生产战天斗地,为了收获劳动果实,劳动者需要与自然灾害、地形地貌、病虫害等多种不利条件和因素做斗争。有关研究统计,自公元前1766年到1937年的3700年间,中国共发生水灾1058次,旱灾1074次,蝗灾482次,雹灾550次,风灾518次,此外还有疫灾、地震、霜雪等,总计5258次,平均每年1.4次,足见农业灾害的频繁性。一场灾害往往将一年的劳动付之东流,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,劳动人民积极防灾抗灾,恢复农业生产。此外,农耕劳动具有艰苦性,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,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哈尼梯田的三千多级台阶见证了先民的勤劳与汗水。在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,铸就了中华民族韧性,这种品格也支撑着中华民族从一次次灾难中涅槃重生。传承艰苦奋斗的人文精神,在农业农村建设中,锤炼出南泥湾精神、红旗渠精神、北大荒精神、脱贫攻坚精神等,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跨越。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推动乡村建设行动,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,弘扬勤劳勇敢、不畏困难、苦干实干的精神,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汇聚磅礴力量。

 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化,就要让农耕文化“活”起来,推进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。一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产业,成为产业兴旺的新动能。加强种质资源保护,复兴一批传统手工艺,挖掘农产品的文化内涵,提升品牌影响力,依托农耕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。二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生态,成为生产宜居的风景线。保护好古建筑、古树名木、文物古迹、传统村落、农业文化遗产等。传承传统生态农业技术,进行现代化改造提升,推动农业绿色发展。三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合乡风民风,成为文明乡风的根与魂。支持建设农耕博物馆等,用印迹乡村的形式推进村落共同记忆的回归。四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,成为治理有效的软实力。将优秀农耕文化重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村规民约,成为广大村民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。五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农民生活,成为生活富裕的正能量。挖掘传统民俗活动,融入农民丰收节,提高农民群众参与性。鼓励优秀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拓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多元供给。

  (来源:光明日报 作者:张灿强,系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治理与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、副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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