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来源:老姜乱谈 作者:韦娟芳 初审:央行 央通达 审编:杨川)
每当追忆童年时光,我的思绪总会飘向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—— 我们曾亲切称它 “二院”,如今已更名为唐都医院。那里不仅是我成长的故土,更承载着父亲与战友范来聚叔叔之间深厚的情谊,一段跨越数十载的温暖记忆,至今仍清晰如昨。
范来聚叔叔是山东诸城人,1957 年,19 岁的他怀揣热忱从乡村参军,奔赴青岛军营。部队里纪律严明、生活充实,他迅速适应环境,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日常训练,都展现出极高的积极性与执行力。入伍 3 年后,凭借山东人特有的踏实与韧劲,他考入总后高级后勤学校,专攻财务专业。1963 年大专毕业时,他被分配至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二院,在给养办公室下属的 “休灶” 担任见习会计。彼时的他二十出头,算不上魁梧,却有着格外挺拔的身姿、明亮的眼神,浑身透着精气神,是院里公认的 “精神小伙”。
那时的 “休灶”,是专为病号开设的食堂,后来更名为 “病灶”。原会计钟益民叔叔调往学员灶后,范叔叔刚上岗便挑起独立管账的重任,这份信任,足见领导对他能力的认可。当时二院给养办公室下辖三个食堂:大灶、休灶与学员灶。大灶管理员陶金生叔叔的女儿幺妹,是我儿时最要好的玩伴;而我的父亲韦天舜,正是休灶的管理员。除了食堂管理,办公室还负责院内运输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院里车辆稀少,仅有三辆车:一辆是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吉普车,大家戏称 “大屁股”;一辆是同期缴获的卡车,名叫 “大十轮”;还有一辆是院长专用的苏联产轿车。卡车与吉普车多用来载人,日常物资运输全靠马车。从二院到三桥人民面粉厂拉粮,一趟要运 3 千斤,无论刮风下雨从不停歇。直到后来二院迁至重庆,才配备军用卡车并成立汽车班,运输条件才得以改善。
范叔叔到休灶工作时,就住在我家隔壁 —— 休灶后方两排平房中的一间。他与父亲因工作朝夕相处,又同是从农村走出的人,有着相似的成长底色,两人的感情渐渐变得深厚,既是同事,更似亲人。
我生于 1964 年,自打有记忆起,范叔叔就是生活里亲切又温暖的存在。他从海滨城市青岛来到西北西安,对干燥的气候、偏辣的饮食多有不适,却从未抱怨过一句。工作中,他格外认真,管账时清晰细致、分毫不差;除了本职工作,搬粮、卸菜、帮厨打扫这些体力活,他也总是抢在前面,从不推诿。休灶的同事们、炊事员们都很喜欢他,常说:“老范人实在,肯吃苦,就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。”
生活里的范叔叔,总爱逗我开心。有时是几颗裹着糖纸的水果糖,有时是一块酥脆的小饼干,总能让我收获满满的快乐。等我再大些,他发现我喜欢 “刨根问底”,便常故意找我 “斗嘴”。话题天马行空:“天为什么是蓝色的?”“飞机凭什么能飞上天?”“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?”…… 我们在平房前的空地上争得面红耳赤,在灯光球场边讨论得热火朝天,就连电影开场前的空隙,也要辩上几句。他从不让着我,非要我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、讲明白才罢休。那时只觉得这是有趣的游戏,长大后才慢慢懂得,他是在无形中为我打开了一扇 “思辨之窗”,教会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。
1969 年,第四军医大学整体调防至重庆,范叔叔作为先遣人员,第一批被派往重庆负责新老单位的交接与筹备工作。从西北到西南,离家的距离更远了。那时交通远不如现在便捷,每次回山东老家探亲,对他来说都是一场漫长的奔波 —— 要倒两三趟火车,在路上整整耗费三天时间。可即便旅途劳顿,他也从未忘记院里的老战友们。每次探亲归来,他总会提着大包小包的山东特产,挨家挨户分给大家,让远离家乡的人们,也能尝到一口来自山东的烟火气。
我至今清晰记得,有一次他带回好几瓶家乡产的 “小磨香油”。刚打开瓶盖,醇厚的芝麻香便扑面而来,很快弥漫了整个办公室。那股纯粹的香气,带着家乡的温度,让我记了许多年,成为童年记忆里难忘的味道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家里遭遇了一场变故:父亲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,原本安稳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,家里的 “天” 仿佛塌了一半。以前常来家里走动的亲友、邻居,渐渐少了踪迹,唯有范叔叔,依旧像往常一样来家里坐。有时带些新鲜水果,有时拎些点心,每次来总会说一句:“有事就跟我说,别不好意思。” 没有华丽的辞藻,没有空洞的安慰,只有实打实的陪伴与帮助。世人多锦上添花,难得雪中送炭,范叔叔,就是那个在我们最艰难时,为家里燃起一盆炭火的人。
范叔叔的妻子林阿姨,当时在山东诸城的一所小学任教。由于当地教育工作需要,家属随军的事一直没能落实,夫妻俩长期两地分居,三个孩子也只能留在山东由林阿姨照顾。直到 1973 年,这件事才终于有了眉目 —— 林阿姨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老家来到重庆,被安排在二院宁静雅致的白楼居住。至此,分离多年的一家人,终于在山城重庆团聚,范叔叔也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 “家”。
从青春年少到步入中年,范叔叔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二院。即便与家人长期分居,他也从未耽误过工作,始终默默坚守在岗位上,尽职尽责。在重庆期间,他被调到学员队担任书记,工作内容变了,但认真周到的态度没变,很快赢得了学员与同事们的敬重。1975 年,二院决定再度迁回西安,领导找他谈话,希望安排他去卫生连担任领导职务。出人意料的是,范叔叔婉言拒绝了。他说:“我已经熟悉了财务相关的业务,也打心底里喜欢这份工作。” 最终,他主动选择回到给养办公室,继续做自己擅长的 “老本行”。
重返给养办公室后,范叔叔负责的事务更加繁杂:管理军人及职工的户口、发放粮票(那时粮票还要区分粗粮与细粮,丝毫不能出错)、协调辅食供应…… 每一项都关乎大家的日常生活。每逢年节,更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—— 不仅要提前采购福利品,还要仔细组织分发,确保每家每户的水果、肉类、鱼类都能按时到位。当时院里的鱼虾,多是从浙江宁波、舟山一带运来的,在物资不算充裕的年代,算得上是 “稀罕物”。有一年春节,单位甚至给每家分了一段大鲨鱼肉,鱼肚子的直径有脸盆那么粗,那是我生平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鲨鱼。本地人大多不知道怎么烹饪,最后纷纷用它包了饺子。我家也不例外,父亲把鲨鱼肉细细剁成馅,拌上葱姜调味,那顿饺子的鲜美,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回味无穷。而每一次发放物资时,范叔叔总会亲自在现场协调指挥,从物资卸车到分发到户,从头盯到尾,不怕琐碎、不辞辛苦。他站在寒风中忙碌的身影,至今仍烙印在许多二院人的记忆里,成为一代人心中 “踏实” 二字最生动的注脚。
多年后,当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授课,看着台下学生们求知的眼神时,总会想起童年的那些傍晚 —— 范叔叔蹲在我面前,眼睛亮亮的,嘴角带着笑,慢条斯理地反问我:“那你再说说,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呢?”
岁月流转,世事变迁,很多人和事都渐渐模糊在时光里,但总有一些身影,从出现的那一刻起,就默默影响着你的一生。范叔叔的乐观、勤勉与善良,他那份愿意蹲下来,与一个小孩子认真对话的耐心,让我深深明白: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,从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,而藏在那些平凡却温暖的细节里。
谢谢你,范叔叔。谢谢你用一生的坚守与温柔,温暖了那段属于唐都的岁月,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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