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起了表叔当医生

　　昨天在手机的西瓜视频上听到有一首七八年代歌颂“赤脚医生”的歌曲：“赤脚医生向阳花，贫下中农人人夸；一根银针治百病，一颗红心暖千家……”。

　　这是电影《红雨》的主题曲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山大深沟的镇安农村，经常有一种人背着印有红色“十”字的药箱，行走在山间的林荫小道上，他们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赤脚医生。一边干农活一边行医，谁家有个头疼脑热、跑肚拉稀，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。

　　当时我所在的那个村的赤脚医生治病本事和服务意识都不咋样，唯有我小舅居住的那个村的赤脚医生聂凤祥，病看得好，服务也周到，让我记忆犹新。这位名叫聂凤祥的赤脚医生，按照亲戚关系我称他表叔，是一位高喉大嗓的人，喉咙里好像安着一个永不停电的扩音器，只要他一说话，全村各个角落都能听得见，而且头上一年四季“寸草不生”，像一只四处游走的灯泡，“走到哪里哪里亮”。尤其是他打针“手重”，村里的小孩见他就怕，如果谁家小孩爱哭不听话，家长就会说再哭就让聂风祥来给你打针，小孩一般就不敢吱声了。其实他脾气特别的好，从不发火，即使打针时，我们哭喊着叫骂起来，他仍然斯斯文文，不紧不慢，该治的病要治，该用的药还用，该打的针照打。

　　村部的院里有两间房子，坐南朝北，条件十分简陋，就是他的卫生室。屋里的柜子里放着不多的药品，一张诊断床，白色的布都发黄了，皱巴巴的。诊疗设备只有听诊器、血压计、体温表等简单三件，院子里也晒着一些草药，那是他自己采集的，主要有蒲公英、丹参、车前草、金银花等等。每天到卫生室看病的人多，大人的说话声，小孩子的哭闹声，还有隔壁学校的读书声，使这个贫穷的小山村充满了活力。

　　在我的记忆里，表叔每次出诊就背着一个带红色“十”字的药箱。常用的西药主要有土霉素、安乃近、阿司匹林、红霉素药膏、土霉素药膏等等。一般的头疼感冒都吃安乃近和阿司匹林，据说安乃近、阿司匹林对感冒很有效，乡亲们经常说“头疼发烧，阿司匹林一包”的药方，吃完后盖上厚厚的被子，喝点开水出一身汗基本上就好了。慢性病就要喝他开的中药方，用砂锅煎了自己喝。小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这个药箱很神奇，有两层，上面一层是听诊器、银针、小药瓶、镊子，下面一层一排装着小玻璃瓶的白色纸盒子和一个装着许多针头、针管的铝制饭盒。每次打针时，他都会把装针的饭盒倒上水，放在火炉里蒸煮消毒，然后拿起纸盒里的玻璃瓶，走到门后的角落里，用镊子把“啪啪”敲两声，玻璃瓶嘴就破了。他每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，我们就围着那个药箱，看他取药打针，幸运时，还能得到那个装玻璃瓶的长方形小纸盒，在那个农村孩子很少能买起文具盒的年代，我们用它来装铅笔、橡皮之类的，可以在伙伴面前炫耀好长时间。

　　在乡亲们的眼里，我表叔聂凤祥是一位“土”的出名的医生，看病、针灸、拔罐、刮痧、接骨样样都行，采用的大部分都是传统医疗手法，学习研究收集整理和实践大量的民间验方，自己采集熬制中草药，看病土洋结合，效果很好。那个年代，疟疾盛行，农村俗称“打摆子”，冷起来像筛糠一样很难受，只要找到他一看，一针两针扎下去就好了，怕扎针的吃两片奎宁片也好了，乡亲们说他是“打摆子”的克星。有一次，外村一位心口痛了十几年的病人，请他“救命”，他把脉问诊后，几服中药下肚病就好了，病人激动的又是给他扯红布、又是放鞭炮表示救命之恩，称他为“神医”。小时候我的嘴特馋，很多瓜果蔬菜没有洗净就直接吃掉了，肚子里产生了一些蛔虫，蛔虫越来越多越长越大，所以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，使我的肚子长期痉挛或疼痛。多方求医无果，无奈休学在家，后来表叔给我配制他的中药和一种叫“宝塔糖”的药品共同治疗；吃到嘴里特别甜，第一天吃掉，第二天就能排出一些半尺长的蛔虫来，疼痛就不再发作。

　　表叔救我的小舅，让我记忆刻骨铭心，有一次我和小舅在崖背边上嬉闹，当小舅用力向我们扑来的时候，我闪身躲开，他扑空在地，右胳膊脱臼，看着变了形状，不听使唤的胳膊，不知所措的小舅吓得嚎啕大哭。外爷带着小舅去找表叔，表叔看了伤势，让外爷抱紧小舅，然后握住小舅的右手，顺势一拉一推，胳膊就恢复了原位，随后他又到山坡上拔了一些草药，用嘴嚼烂，敷在胳膊脱臼的位置上，用纱布包裹好，再用个带子把胳膊挂在小舅的脖子上，一个多月后就好了。

　　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很辛苦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家里的责任田照种，赤脚医生那点微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全家人的生活。但无论寒冬酷暑，白天黑夜，无论田间地头，春种秋收，都有表为乡亲们治病送药的身影，并且免费为村上搞防疫，接种天花痘，用较少的钱治较多的病。从我记事起的30多年里，我们镇上就有好几个村的人有个头疼脑热大病小病都是他给看好的，很少去卫生院和大医院，且随叫随到，方便得很，服务态度好。在乡亲们的眼里，他就是一方农民身体健康的保护神。           　　（辛恒卫）